8月，医疗反腐震动整个行业，医生收入问题成为社会瞩目的焦点。在沸腾的舆情中，一位国内三甲医院的著名专家在朋友圈转发了一篇3年前的报道，标题意味深长：《人民网评：请永远记得，医生为我们拼过命》。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2年末全国执业医师和执业助理医师为440万人。
400多万中国医生的收入究竟高不高？医生的收入与奉献和付出是不是相符？公众在这些问题上各执一词，不满、愤怒与压抑、委屈，各种情绪交织在一起，让人眼花缭乱，不知何去何从。
求医问药是人的基本需求，让医生获得一份体面的收入，可以光明正大获得与付出相匹配的薪酬，是实现高水平医疗服务可持续的关键。
在中国要实现这个目标，应该怎么办，第一财经记者采访了大量一线从业者，其中有的在一线城市，有的在内地县城，既有三甲医院的大专家，也有刚走出医学院大门的规培医生，他们各抒己见，希望找到一个理想的答案。
400多万中国医生的收入究竟高不高
在中国的各行各业中，医生非常特殊，越是年轻，越只能坐冷板凳，收入越低。某三甲医院一位科室主任告诉第一财经记者：“医生就是要熬，熬到35岁～40岁，才有出头之日。各方面的经济实力才能够提升，时间成本太高了。”
一个从医学院毕业的大学生，要经过规培（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住院医生阶段才能一步一步晋升成为主治医生、副主任医师、主任医师等，一位医生介绍，硕士规培属于最底层，干着最繁琐的工作，可能每个月到手工资只有1600元。
一位正在广州某三甲医院进行规培的医生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就拿同龄人来说，能做医生的一般都是学习较好的人，别的行业从业者有些在30岁左右已经有车有房，成为人生赢家了，但我们还在靠‘情怀’支撑。对于医生而言，25岁～30岁是人生最艰难的五年。”
上海一家三甲医院主治医师告诉第一财经记者，一般而言，规培需要三年，规培完正式工作满两年后才能去考主治医师，之后满五年才能升副高（副主任医师，记者注）。在规培阶段，第一年因为还不具备执业证，每个月到手工资只有2000元～3000多元，之后的第二年、第三年，月收入大概在5000元～6000多元。到了住院医生阶段，到手月薪在7000元～10000多元。但在升副高之前，收入主要还是依靠科室“大锅饭”。
医院有很多科室，不同科室的医生收入也有不同。比如急诊是医疗机构最重要的部门之一，也是医院最苦最累的部门，但是收费低。一些好的医院为了鼓励医生去急诊科，特别在制度方面进行优化，提高急诊科医生的收入，鼓励医生在一线治病救人。
某头部三甲医院相关人士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很多人以为我们医院的外科收入高，急诊是亏损部门，但其实急诊部门收入并不低，因为急诊非常需要好的医生，他们的劳动价值必须得到体现。”
一位医生告诉第一财经记者，医生最大的收入来源其实是奖金，奖金是根据科室的收入来分配的，这部分主要体现的是医生的工作量、年资以及业务水平。“具体的奖金分配体系还是比较复杂的，每个医院都不太一样，但原则差不多。”他对第一财经记者说道。
中日友好医院等单位的作者于2019年发表了一篇关于《中国公立医院医生薪酬收入的现状与趋势分析》研究显示，我国主要三级公立医院医生平均实际年收入从2016年的9.57万元增加到2019年的12.22万元。2016～2019年四年间我国主要三级公立医院医生实际年收入虽略有增加但总体变化不大。
选择医生这个行业，对于不少家庭来说，相当于一笔长期投资，一位医生感慨道，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选择当医生的，很多都是家境还不错的孩子，家里有一定经济实力，可以长期资助。“很多做医生的人是因为理想，或者是父母的理想。如果为了钱，恐怕不一定能达到预期。”他说。
中国人口超过14亿，求医问药的需求十分旺盛，面对海量的看病需求，中国一直在努力，但是医生的数量仍然存在缺口，在一线城市的三甲医院，病人大排长队屡见不鲜。
在新冠疫情发生之前，全国医疗卫生机构总诊疗量总体呈稳步上升趋势。2021年，全国医疗卫生机构总诊疗人次84.7亿，比上年增加7.3亿人次（增长9.4%）。2021年居民平均到医疗卫生机构就诊6.0次，恢复到了2018年的水平。同年（2021年），全国医疗卫生机构入院人次24726万，比上年增加1713万人次（增长7.4%），居民年住院率为17.5%，比六年前提高了2.18个百分点。
诊疗次数和住院量虽然实现恢复和增长，但医生的数量仍有限。《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2022年）》数据显示，近10年来我国医疗卫生机构数量逐年递增，2021年达到约103.1万家。近年来，我国执业医师数量也保持了约20万左右的年增长量。但总体而言，我国医生资源总量不足的问题依然凸出。2021年，全国每千人口执业医师约2.55人，农村地区仅1.81人。世界卫生组织数据显示，中国每1万人对应的医生数量是23.9人，而美国是35.6人，日本是26.1人，法国33.2人，德国45.2人，英国31.7人。医学院毕业生是中国医生队伍的“后备军”。我国医学院招生规模逐年递增，但毕业后有相当比例的医学生流失到其他岗位。
公开数据显示，培养医学生最多的高校之一——上海交大医学院，其2023届毕业生部分就业去向数据显示，在553名本科毕业生和长学制毕业生中，其中签约医疗机构的仅有276人。医生缺口大，进一步加大工作负荷。多名受访医生表示，如感染科、儿科等科室，或因为平时病源不多，或因依照现有定价体系，“不能为医院挣钱”，导致工资待遇低，人才留不住，设备引不进来。
以二级公立医院为例，根据国家卫健委今年4月发布的“国考”成绩单：在人员结构方面，2021年二级公立医院的麻醉、儿科、重症、病理、中医医师数量虽较2020年有一定程度增长，但增长的速度低于二级公立医院执业（助理）医师整体的增长速度。此外，仍有个别二级公立综合医院尚未配备麻醉、儿科或病理医师，或紧缺医师占比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县级医院的专科能力和高层次人才更显欠缺。根据国家卫健委“2021-2022年度县医院医疗服务能力评估情况的函”，一级科室中，精神科、耳鼻咽喉科、眼科等设置率仍不足80%，感染性疾病科、重症医学科、康复医学科、皮肤科、病理科等设置率不足90%。平均每家县医院硕士及以上学历人员仅16人，东、中、西部地区分别为40人、11人、5人；高级职称人数为60人，东、中、西部地区分别为99人、61人、40人，区域间差距明显。
有专家表示，医生工作量大，再加上无法获得合理报酬，容易产生心理失衡问题，这也给追求“灰色收入”埋下伏笔。
值得注意的是，公立医院医生的薪酬主要由医生提供医疗服务的费用及政府对医院的财政投入构成。目前我国政府对公立医院的平均投入仅占医院总收入的一成，剩余九成均由公立医院通过医疗服务收费等手段来对医生的薪酬进行发放。近年来，我国也在深化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弱化公立医院的逐利性。但是，在财政投入减少以及公立医院仍还需要“自负盈亏”下，也促使公立医院均以患者的数量以及提供医疗服务的数量等作为获取利益的直接手段，从而导致过度医疗、以药养医等不合理的医疗服务行为出现。
2015年原国家卫计委发布的《公立医院预决算报告制度暂行规定》提出，“不得将医院收入指标分解到各科室，更不得将医务人员收入与科室收入直接挂钩”。此后我国陆续出台了多个政策文件，要求严禁向科室和医务人员下达创收指标。
与此同时，尽管政策也一再强调“医务人员薪酬不得与药品、卫生材料、检查、化验等业务收入挂钩”，但作为财政差额补助的二级事业单位，公立医院常期因医疗服务价格总体偏低、财政投入长期不足，而负债累累、“收不抵支”。在创收压力之下，第一财经记者了解到，医务人员薪酬管理仍然存在单纯以“多劳多得”为激励倾向，这也可能带来“过度医疗”现象。